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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4066.com一个新闻者的自白 深度
发布时间:2019-10-09

  本文写于2016年7月,原为应朋友一本“匠人情怀”为主旨的图书之约稿,图书至今未见出版。眼下,无冕财经创办已逾四岁,本人新闻从业满20周年,将本文发表,以资纪念,也算是一份自白,供同道中人批评。(作者记)

  本文由无冕财经(ID:wumiancaijing)原创并首发,作者:王玉德,编辑:陈涧,设计:甄开心,实习生:何慕丹

  从1999年7月大学毕业,到说不清道不明的“失业”,整整15年,我都供职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——业界俗称的“南方系”,经历分成三段:第一段20个月,在《南方农村报》做记者;第二段将近10年,在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做记者、部门主任、新闻总监;剩下的时间,也就是第三段,在《南方都市报》先做首席研究员,后做让我失业的一本小杂志的主编。

  现在回头来看,这本杂志倒下,不过是国内报刊行业崩溃的沧海一粟,却又跟所有传统媒体衰退的逻辑惊人的吻合。

  2011年的时候,664066.com,《南方都市报》拥有超过25亿元营收,连续多年位列国内单张报纸营业额第一名。围绕其建立起来的“南都报系”,旗下创办了众多媒体,譬如《南都周刊》、《南都娱乐周刊》、《风尚周报》、腾讯大粤网、奥一网等等,整个报系已经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规模,拥有20多家子孙公司,员工规模多达6000人。

  彼时,南都报系的战略叫“全媒体战略”,言下之意,一是受到互联网浪潮的冲击,平面媒体要向电视、广播、互联网全面转型,形成多种介质并存的跨媒体集团;二是通过全资控股、合资控股、非控股性股权投资等形式,探索体制上的改革,甚至可以局部实现管理层持股。

  而让我失业的这本小杂志(请恕我不便再提起它的名字),就是这种战略的产物。

  开始时,它只是广东省某金融行业协会的内刊,一位前《南方都市报》广告部门的经理,说服了协会的领导,与《南方都市报》合资成立了公司,将协会内刊外包经营,再租赁来一个刊号,将内刊做成了公开发行的杂志。

  公司股权上,《南方都市报》占有80%的股份,派出高管担任董事长;上述经理占有20%的股份(含代持的行业协会领导的股份),担任公司总经理。公司的经营上,一是依托协会的金融企业会员的资源和渠道,报道行业资讯,承接会员企业活动,又利用会员渠道进行刊物征订和发行;二是利用《南方都市报》的销售系统,委托其代理杂志的广告销售。

  以新浪、搜狐、网易、腾讯为代表的门户网站,此时已经对报纸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,而新兴的新浪微博、腾讯微信这些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社交媒体,又对传统媒体进行着新一轮的冲击。

  《南方都市报》这份国内市民报纸的“一哥”,销售上开始面临巨大的压力,发行量下降,广告锐减,只得一轮又一轮的调整,名为“业务结构改革”,实则是裁员瘦身,从行政部门,到经营部门,到采编部门,大批的员工失去岗位,南方报业集团派来分管的最高领导,也在4年内出现3次变更。

  当此衰退之际,原本大股东承诺的代理小杂志的广告经营,谁还有心思顾得上?《南方都市报》的业务员自身的业绩尚无法完成,更无法兼顾小杂志的搭配销售。而且,你们都知道,那几年,“反腐倡廉”风声日紧,行业协会本来就是弱势部门,对杂志的资源输送、对会员企业的行政驱动日趋无力,杂志的经营举步维艰。

  体系内没有市场,那就寻找体系外的公开市场。以我为代表的杂志采编团队,看到了日趋火热的创业、投资市场——要知道,彼时,牛文文已经下海创业5年,他所创办的《创业家》杂志和“i黑马”创业大赛已经风生水起——将杂志的市场调整到这个领域,我们认为有戏。

  开辟外部市场需要资金、资源的导入,团队没有股权,没有人会将自己的资源带入公司。所以,重组公司的股权结构,实现团队持股,就成为拯救杂志的必然一步。为了实现这一步,我提交的改革方案中,团队成员同意,可以拿出自己的现金来购买公司的股份。

  问题是,《南方都市报》是100%的国企,杂志是80%的国企,要是再让团队买走20%的股份,需要领导表态支持、承担分管风险。所以,方案提交后,讨论是有讨论,但决定始终没有下文,甚至,杂志即将支撑不住的2014年上半年,总经理开始将业务导出公司,也没有看到领导的制止。

  国有体制真是个大问题,核心的问题是责、权、利不统一,在其位,不谋其事,没有人对工作的最终结果负责,想的都是怎么向上级汇报来推卸自己的经理人责任。难受的是靠业务吃饭的我们,身处体制之中,只能是干着急、用不上力气。

  就这样,拖到2014年6月,杂志出完最后一期,公司亏损将近百万,业务停止。

  现在回头看来,我所在的杂志的停刊,只是传统媒体系统性崩溃的一个微乎其微案例,而我曾经寄予终生职业理想的“南方系”,已经不复当年。

  2015年底,传出的消息是,“南方系”属下的三大报系,《南方周末》已经从巅峰时的2亿多元营收,下降到6000多万;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因为天灾人祸,年度亏损6000多万元;而情况最好的《南方都市报》,也已经挣扎在盈亏持平的生死线上,净利润从高峰时的几亿元跌到了区区几千万。

  “南方系”近20年来的发展中,关于用人机制,一直是“双规并行”,一种叫市场化签约,无论是记者、编辑,还是行政、经营,通过市场招聘而来,跟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,与一般的企业雇员无异;另一种是“事业编制”,劳动关系归属南方日报社,如果是科级以上的干部,还需要在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部备案。

  我就属于后一种,俗称“体制内身份”。从1999年毕业加入“南方系”,印象中只跟南方日报社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,此后换过三个单位,只是内部工作调动,再未见过劳动关系变更,也就是说,如果你不主动辞职或被动被开除,便成为“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”,直到60岁退休为止。

  杂志停刊前,我常常这样想,也常常跟别人说:按照体制内规则,原工作单位解散,组织上是需要给我重新安排工作岗位的,《南方都市报》这么大,总不会没有我的工作了吧?推演之,南方日报社这么大,总不会没人管我了吧?

  不妙的是,事实果真如此——杂志停刊前后,逐级向各位分管领导汇报,副总编辑、总编辑、党委书记,乃至是集团分管人事的老总,请求安排新的工作,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两种。一种是,知道你是有业务能力的,可是我分管的部门没有位置啊,况且我的部门也在人员分流;另一种是,知道你的情况了,到时候会统筹考虑。

  就这样,偌大的“南方系”,再也没有我的位置,我进入了不明不白的“失业”状态。这一状态,从2014年6月起,到2016年2月我正式辞职结束,时长20个月。

  在此期间,因为没了办公位置,只能退回家里,偶尔才回一趟位于广州大道中289号的南方日报社大院,那是鼓足了勇气,回去探听有没有上岗的机会;基本工资也没有了,我也不想去追究为什么,虽然按照体制规则,待岗期间,基本工资还是应该发的;体制内内身份仅有的好处是,单位必须要替员工交的几百元社保和公积金,还是按时延续,不同的是,我个人缴纳的部分,需要我按月转账至单位指定账户。

  其实,2010年从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调动到《南方都市报》,我是来寻求转型和内部创业的机会的。

  在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10年,我从事的都是采编岗位,而我的愿景,则是成为一名媒体的综合经营管理人,因为在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上升空间已经没有,而《南方都市报》的体量大、同属于一个集团,且正在实施“全媒体战略”,显然,蕴藏的机会是多的。

  进入《南方都市报》后,我第一个职务是南都传播研究院的首席经济研究员,一年后被任命为专职副院长——这其实是个名不副实的岗位,担任这两个职务期间,我从事的主要并不是研究或管理工作,而是经营工作,发起创办了一个财经类的沙龙项目,名曰“南都总裁读书会”。

  这让我从一个纯粹的采编人员,开始了解媒体的销售、经营工种。两年中,“总裁读书会”大小举办过17场活动,每年营收120万元上下,从主题策划、嘉宾邀约,到商务谈判、招商赞助、现场执行,到活动后的利润结算、汇报述职,我完成了从采编到经营的转型。

  在《南方都市报》,我还试图内部创业,这让我尝试了项目统筹人滋味。当时,联合前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一位同事,利用自己的财经专长,我们试图将隶属于英国一家传媒集团旗下、在PE(股权私募)领域排名前三的一个国际性的“媒体+论坛”品牌引入中国内地。

  从项目计划书起草,到跟英国人、香港人进行合资谈判,到在“南方系”内部进行层层审批,让我即体验了一个项目发起人的压力,也感受到了国有体制的种种弊端——这个项目前后进行了三年,光等待南方集团审批就跨越了两个年头,审批链条冗长、决策机制缓慢,最后在我为这个项目找到了300万外部市场投资的情况下,就在此时,验证了“夜长梦多”那句老话,英国公司的大股东出现重组,此项目宣告流产。

  甚至是担任上述杂志的主编,也是我“明知山有虎”的选择。这本杂志,在“南都报系”系列媒体中,排名非常靠后,且我担任主编前就已经举步维艰,但是在我的职业历练中,缺少全局工作这一环,于是我选择了“偏向虎山行”。当然,大势崩颓,内部不和,虽然我和团队有改造它的主观努力,客观上当然是无力回天。

  学会了媒体经营,体验了内部创业的不可行,在进入“失业”状态后,对体制的排斥感也已经是刻骨铭心。

  20个月的焦虑期内,一边是希望渺茫的等待体制内安排,一边在摸索完全市场化创业的道路。创业的艰难已经是后话,摆在眼前的,除了偶尔有老朋友委托一些微薄的财经撰稿、编辑收入,家庭储蓄一度下降到只有2万元,要供房,要每月生活开支,要赡养老人,媳妇大人的情绪越来越大,抉择已经箭在弦上、不得不发。

  时间进入到2016年2月,在创业项目“无冕财经”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后,我办完了离职手续,告别体制,纵身一跃,扑通一声,跳进了创业的急流。

  其实,我体制内职业生涯的最重要阶段,并不是在《南方都市报》,而是同属于“南方系”的财经类报纸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。

  了解财经媒体的人都知道,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创办于2001年1月1日,迄今为止还保持着国内第一大财经类报纸的地位,围绕它的系列媒体,组成的“21世纪传媒”,也是国内最知名的财经类媒体集团之一。而我,创办当年的3月底加入,直至2010年8月调动去《南方都市报》,期间的经历跨越10个年头。

  这10年中,在财经新闻领域,我从一名普通记者,成长为资深记者,又成为小部门的主任,开始了编辑身份和小团队管理者的角色。之后是大部门的主任、新闻总监,离开之前,我曾经同一时期统管过三个部门、将近60人的团队,在内部文件上,享有列席编委会的地位。可以说,在当时,如果有人称我为资深财经媒体人,我应该不会脸红。

  “21世纪报系”的创办人有四个,排名靠前的是沈颢、刘洲伟,一个毕业于北大中文系,一个毕业于人大新闻系。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创办之后,一年之内即一纸风行,成为国内最知名的市场化的财经报纸品牌,发展至2010年,已经是国内综合指标绝对第一的财经报纸,整个报系的营收数字将近10亿人民币。

  问题是,同所有的组织一样,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发展越来越大,行业地位越来越高,且又是财经媒体,天然距离金钱、权贵近,组织越来越成熟,利益、人事也就越来越盘根错节。

  虽然当局者、离场者很少有人公开谈论,但在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发展过程中,始终存在着“沈刘两个阵营”这样一条线索,二人是当初的亲密搭档,后来是表面的合作者,再后来是存在沟通障碍的同事。这一条线年下半年刘洲伟辞职离开才告中断,刘也因此侥幸避免了爆发于2014年9月的“21世纪报系窝案”——彼时,因为强迫交易、新闻敲诈勒索等罪名,“21世纪报系”与鑫麒麟、润言两家财经公关公司,有30人涉案,此案于2015年12月宣判,至今评论不一、余波未平。

  而我毕业于人大新闻系,主观和客观上都是刘洲伟阵营的人。要知道,我是毕业不到两年就进入了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工作,正是职场中俗称的“当红炸子鸡”,面对专业门槛高、前辈高手如林的财经新闻领域,复杂的组织生活是不擅长的,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——恶狠狠地做新闻,恶狠狠地求上位。

  所以,我做记者、做编辑,做出了那10年产经新闻领域一大批重大题材,譬如,2001年-2004年,我跟踪报道了当年排名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”第二杨斌,过程从他成名前至上庭受审,连“黑马富豪”这个名称都是我取的;2007年,我作为担纲编辑,主导了“达能·娃哈哈之争”的系列报道,报道水平甩开同行媒体半条街;10年间的“健力宝大案”、“万达·沃尔玛流血事件”、“再造招商局”等一系列题材,报道水平也是堪称一时。

  而我作为编辑部主任、新闻总监,部门成长起来的优秀财经记者更是不胜枚举,他们现在有的是财经媒体的编委,有的是知名的创业者、投资人,还有不少如今是国内一线公司的公关总监。而自2008年成为新闻总监后,因为内部人事变动,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,我分管三个部门、近60号采编人员,汇报对象直接是主编刘洲伟,没有中间层的编委分管,一度兵强马壮,招人讨厌。

  现在回想,那真是“Too young,too simple”的10年呵,业务飞速成长,而组织已经山头林立,问题是出身于山东小山村、从小成绩很少考第二的我,个性简单又激烈,没有学会察言观色,也没有学会弯腰妥协,以至于自己觉得很委屈:“我以为业务好就行了,难道非得让我适应苟且?”

  问题是,从2008年在内部文件上列席编委之后,我等待了三个年头,到了2010年上半年,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再没有我的提升机会。

  彼时,我已经34岁,成长为更高段位的财经新闻人的执念,在内部得到了否定的回答,于是,我只得选择离开。

  记得那个新旧之交的春节,为了我自己的升职,我去找沈颢谈话。他问:“你有没有设想过,10年后你会是怎样?”我回答:“10年后,我应该拥有自己的媒体。”现在想想,那样的回答很不妥——你是来找领导要求升职的,怎么敢有将来单干的二心?

  2010年至今,我花了五六年历经坎坷,乃至经历职业低谷,才去掉了自己身上的戾气,但有一点似乎冥冥注定,这么多年来,我从来没有想过,自己可以不做新闻行业了,包括如今,哪怕不在体制内做新闻了,在纯私营的新媒体领域,我做的依旧是新闻报道类型。

  或许是因为不会别的谋生手段,或许是因为个性不适合从事商业、学术、公务员之类,或许如别人所说“对新闻是真爱”,又或许是我万般无奈之后的自我催眠,总之造化弄人,我居然从标点符号、段落段意开始,到原创的“深度报道三段论”模板,到带教新人、带领团队成套经验,练就了一门还算不差的新闻手艺,在新闻环境如此恶劣的中国当下,我总觉得,荒废了可惜。

  或许是看到了我的这点,2010年离开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时,我的一位时任编委、现任腾讯网副总编辑的师姐,名字叫马腾,她跟我说:“我始终觉得,你总有一天还会回来做新闻采编的。”

  师姐说得对,2015年3月,我创办“无冕财经”后,财经新闻领域“灰太狼又回来了”。

  有的人创业为了赚钱,有的人创业为了理想,仔细想想,我好像两者都不是,我只是觉得,自己一把好手艺浪费了可惜。

  对于赚钱,我一直觉得,自己没有太大愿力。在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时,可以说我占据的位置还是满重要的,想从中生财,应该是有门路的,可是我却坚持10年的“三不主义”:第一是,至今为止我都不是股民,连户头都没有开过;第二是,10年中每年都会收到两三家企业邀请,但我却一次没有出过国,最远到过香港;第三是,10年中没有以职务之便发过自己的关系稿,当然,上级和同事的发过,那是工作岗位职责使然。

  关于理想,我好像是个务实主义者。作为一个靠减免学费读完高中、靠助学贷款读完大学的贫苦孩子,小时候吃不上白面馒头,现在可以餐餐吃饭有肉了,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。对于现行体制,我不像一些公知那么不满意,我只是觉得,靠我的新闻报道,能够对社会进步起到一点点推动作用,我就问心无愧了。

  如果说跟情怀有点关系的话,我觉得,除了手艺人的本分外,我应该是个专业主义者。

  1995年上人大新闻系,开学第一堂课,成美教授讲《新闻学原理》,第一句就是:“新闻报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。”随后就是,新闻的原则是真实、客观、公正、中立。最近我还看到《中国青年报》编委曹林对于人大新闻系的评价:专业、深刻、严谨、无趣。我觉得他点评得挺对的,甚至连“无趣”都觉得很贴切。

  ▲大学读书期间,王玉德与学长(中)、同学彭凯雷(左)共同创办校园报纸《青年人大》。2015年,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庆典,将三人的照片在大屏幕播放。

  就是因为这专业、深刻、严谨、无趣,从2001年算起,我从事财经新闻行业有16个年头了,我就是这么“无趣”过来的:去掉每一个没有必要的形容词,加上每一个引用的信息来源,记者绝对不能以“我”的字眼出现在报道中,如果要有评论,要单独写编者按或记者手记……

  其实,进入“失业”状态8个月后,我就开始尝试着创业,“无冕财经”这家自媒体就是那时候创立的。如上文所言,尽管我已经过完了从采编到经营、体制内创业、“练摊”时触碰过互联网这些阶段之外,我的创业尝试是后发的,跟很多前同事、同学、老兄弟比,已经是来晚了。

  譬如,我的大学同学李岷,2012年起创办科技类自媒体“虎嗅网”,如今已经是科技类自媒体的第一品牌,2015年底还登陆了新三板;我的前同事、老兄弟左志坚,也是2012年创业,如今他在创业圈子已经小有名气,以至于我还在彷徨期间,他总是催促我“快点,快点”,我创业后,他又扮演了我的创业导师的角色;甚至是,左志坚的徒弟吴晓鹏,在自媒体领域创办了《华尔街见闻》,如今的市值已经是5个亿人民币。

  自媒体创业,2014年6月是个转折点,当时,微信订阅号突破1000万个,之前是“有流量没内容”,随便开个号,随便整合一类垂直细分的文章、帖子,马上就有不少粉丝关注,流量获取的代价很低;之后是“有内容没流量”,微信上的粉丝还是那么多,大概是6、7亿,问题是订阅号变多了,获得关注的代价就高了。

  无冕财经创办的时候,问题更严重了,在我熟悉的财经领域,科技、汽车、地产、创投、股票、基金……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活跃着几十上百个自媒体,所以有人说:红利期已过,自媒体创业已经是一片红海。

  说实话,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甚至想,既然大家都搞热点事件的综述和评论,那我就搞得更深入一些吧,或者,既然大家都是标题党、八卦段子、鸡汤或者鸡血,要不我也试试?

  幸运的是,第一天,我的“无冕财经”微信订阅号发布了《新闻无价》的发刊词后,第二天,我和我的老记者采写了一个尚品宅配转型“互联网+”的案例,没曾想,在只有百八个粉丝的情况下,这篇案例报道的阅读数超过12000多。

  我意识到,这是个机会。我要的是严肃新闻,是深度报道,而且要原创采写,最终呈现出来的,是专业的财经案例。

  创业一年多以后,2016年7月的今天,事实证明这一招是对的。微信订阅号已经达到了2000万个,在满是标题党的自媒体世界里,尤其是擅长逻辑思维的财经类读者那里,缺少的是专业的案例,而这些报道,其实就是当年我们在传统媒体擅长的深度报道。

  为什么早到的自媒体没有用这一招?我猜想,一是红利期涨粉太容易了,浅内容就可以获得关注,干嘛要费力气做深度?二是,深度的制作成本太高了,要有专业的资深记者,要给记者找到并讲解选题,记者要专门去采访、写作,后台还要配备更高级的编辑来指导、修改、发布;第三,关键是,浅内容整合或者粉丝投稿就可以免费获得,而深度需要向记者支付稿费,财经类的深度报道因为门槛高,所以稿费就更加贵。

  为了付稿费,我和创业搭档筹集了100万资金,因为我经济上已经很脆弱,我甚至抵押了房子,贷款出来25万;为了有好稿子,我千方百计找来了35个特约记者,全部是以前10多年跟我传统媒体生涯有关的人,海外安排了7个国家,国内覆盖了9个城市;为了成体系发展,我一开始就将我最近一两年带教过的实习生,组成了一个小团队,他们可以一边跟我学习采编,一边维护着公司的日常运营;到后来,我又以《财经记者入门指南》为课题,召集了190多名全国各地、各大新闻院系的在校生,在微信社群中对其进行培训,希望能延续人才供给。

  试想一下,如果没有跟体制的告别,我能痛下决心做一个小小的私营自媒体么?如果没有多年的采编经验,我能够用硬新闻、带团队创业吗?如果没有经历经营和项目夭折、失业坎坷,我会经营一家公司吗?恐怕单项能力有,但要做到全面和顺利,肯定要付出新的学费。

  后面的故事说难受就难受,说简单也简单,在熬了很多夜、焦虑一轮又一轮且至今无休之后,在为微信订阅号只有17000多个粉丝的情况下,7个20年来的老同学、前同事、老朋友用现金投了我的信任票,2015年10月,无冕财经进行了一轮小型的融资,公司估值3000万;2016年7月,无冕财经的新一轮融资已经开始,目标是估值1个亿。(2017年9月,无冕财经完成该轮融资,估值6000万元。——作者补记)

  当然,无冕财经在做的,是移动端互联网的新媒体,跟报纸相比,已经不是一个性质。作为一个财经新闻“老炮”,我的创业也才刚刚开始,前途莫测,道阻且艰,我希望有一个很大的、关于财经新媒体的故事。

  新闻不死,专业主义不死,工匠精神不死,我相信,我的戮力耕耘、上下求索有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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